摘要：大政府之所以成其为大，首因其权力过大。 ...
（三）法律移植成功的条件 仅仅有进行法律移植的必要，还不能使法律移植必然成功。
可见，无论是普通市民还是辅助警察拍违，都不涉及国家公权力的移转，只是私人力量在违法事实采集阶段的参与而已。在宁波模式中，村委会作为发包方，却将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事务（如私房出租管理、暂住人口登记等治安管理事项）发包给了承包人，这种做法明显与现行法律规范不符。
例如，在德国，警察行政中开始出现大量权限委任给私人的现象，虽然围绕这种私人辅助警察行政的争议在政治及法理层面不断展开，但很多州的警察法都设置了辅助警察制度，任命私人为辅助警察，甚至使其可以对第三人行使警察的高权性权限{6}。辅警制度的初衷是通过相对较少的行政成本支出解决正式警察数量不足的现实矛盾。随着重大恶性犯罪案件的不断上升，利用职业线人协助参与破案已经成为优化犯罪侦控模式的首要选择。近年，辅警制度在我国一些经济比较发达、治安形势复杂的地区得到了长足发展，对于缓解警力不足、节约行政成本起到了重要作用，已经成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这里渔业经济相当发达，一些家境较好的青年，为赶时尚，陷入吸毒泥潭。
短短数年时间，山东寿光，河南方城、鹿邑和内黄，浙江温州和余姚、陕西西安，广东深圳，湖南邵东等地区的治安承包改革都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根据《人民警察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公民和组织协助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受法律保护。其判决结论都不具有可接受性。
但要加害人使死去多日的被害人复活，则不具有实践可能性。减少多数人利益而增加少数人利益，其净余额是减少了利益总量。我们把主动接受一个存在论证瑕疵但没有超出判决受众容忍范围的接受叫做弱合理的主动接受。也就是说，创设和建构可能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正义。
于是，在人们利益不发生冲突可以两全情况下，道德终极总标准便具体化为‘不损害一人地增加利益总量原则。如果获取这些前提命题的诉讼证明活动本身违反了程序法律规则（如刑讯逼供、无理剥夺当事人的主张权、举证权、质疑权等等），这些前提命题本身也不可能具有可接受性，而根据本身不具有可接受性的前提命题不可能推论具有可接受性的判决结论来。
只有法律规合理性才是创设一个具有可接受性的应得可能生活的价值论依据和制度根源。为当事人创设、建构某种具有法律意义的可能生活是立法活动和司法活动的目的，是立法者和法官的历史使命之所在。那么，什么样的司法判决具有可接受性，如何提高司法判决的可接受水平？这些问题在任何法治国家都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永恒主题。前提命题的性质不同，推论出来的可能生活各不相同。
可能生活具有逻辑合理性和实践可能性，是我国刑法第313条（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即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具有正当性、合理性的理论基础。（二）事实清楚充分、证据确凿可靠是构建应得可能生活的本体论依据和认识论依据法律规则只为当事人承担特定法律责任设定了必要的主客观要件，但它仅仅只是一种模型，还不是一个具体的可能生活。如果对相互矛盾不能并存的需要（诉讼请求）都不满足，那么法律就会因不能起到调整社会关系、维护正当利益、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对非终审判决，当事人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接受或拒绝都是当事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所以，在我国，陪审制度往往只是一种摆设，因为这些人与聋子、瞎子无异，对法律论证活动过程中存在的形式谬误或实质谬误往往缺乏基本的鉴别能力，只能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他们的在场犹如不在场，因此，他们事实上并没有履行监督行为。（5）办案人员如果违反程序法律规则或理性论辩的程序规则，将导致可能生活的错位，因而这样的司法判决也不具有可接受性。
笔者将这种经受了批判性检验并以强制力作为后盾的接受称之为合理的被动接受。因此，如果一方当事人认为司法判决不符合他的诉讼请求或预期，是因为该司法判决存在这种或那样的形式谬误或实质谬误而造成的，则更加成为该当事人拒绝该司法判决的直接理由。
而只能‘增减每个人的利益总量，亦即‘增减整个社会的利益净余额。为了防止此类恶果的发生，维护整个社会的正常生活秩序，就必须对所有作恶行为给予相应的惩罚，就必须建立一整套完备的报应系统--这就是立法者和法官创设可能生活的终极目的和意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道德终极总标准便具体化为‘增减整个社会的利益净余额原则，亦即‘最大利益净余额原则。（Ⅳ）大前提错误，小前提虚假或不充分。厄尔法官认为，法律规则的真实含义不仅取决于文本本身，而且还取决于文本之外的立法者意图，立法者的真实意图显然不会让杀人犯去继承遗产。其中批判性检验是保证这种接受具有合理性的根据。
如果办案人员尤其是法官不具备对司法判决进行反省性思考或批判性检验的能力，或者即使具备这种能力但疏于对司法判决进行批判性检验，那么，做出正确的判决对他而言永远都是偶然的。这就是我们选择最能体现最大利益净余额原则的需要作为判断当事人需要是否具有正当性的标准的理由。
这种主张得到格雷法官的支持。于是‘增进每个人的利益总量是不可能的。
可能生活是由我们赋予它的描述条件来给出的，是被规定的，而不是被高倍望远镜发现的。因此，回报性公正和惩罚性公正不能被看作是两种公正，并且认为一种是真正的好而另一种是本质上坏的不得已手段，而必须被理解为公正的两个互相支持着的、互相搭配着的方面，否则就没有足够的条件来确定或判断什么是公正。
例如，国家赔偿法自颁布以来，由于为正当权益受到不法侵害的当事人获得国家赔偿设置了过高的门槛，再加之存在着赔偿标准过低、范围过窄等诸多弊病，致使老百姓实际很难获得应有的国家赔偿，实施效果极差，被老百姓戏称为国家不赔法，因而该法被列为2008年要求必须修订的法律规范之一。（2）组合（III）推导出来的可能生活不具有实质意义上的可接受性：虽然当事人的行为事实与法律构成要件相符合，具备了承担否定性可能生活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但由于立法者为当事人创设的可能生活不具有正当性、合理性，是反人道的（二战期间德国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法律就是如此），因而是一种典型的恶法。我们假定法律规则都具有正当性、合理性的情况下，能否推出应得可能生活的关键就取决于案件事实是否清楚充分、证据是否真实可靠。减少多数人利益比减少少数人利益更接近减少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
将那种应当获得的与事实上获得的在性质上相互背离的可能生活称之为错位的可能生活。如果连接大小前提与结论的推理形式无效，大小前提与结论之间就不会具有相关性，那么，即使给定的大前提正当合理，小前提真实可靠，大小前提的正当性合理性也无法传递给判决结论，以应得可能生活为内容的司法判决也就不可能构建出来。
总之，如果接受这个判决结论将会对他的未来生活产生全方位的负面影响，大大降低他的生活质量。在笔者看来，同时符合本文第三部分所述四个构成要件的法律论证就是合理的，合理的法律论证就是司法判决具有可接受性的决定性理由：（1）构成法律论证大前提的是有效的法律规则，它得自于公认的法律渊源（诸如制定法、法律裁决、法律学说和立法准备资料这样的法律渊源被认为是那些可用于评价法律论证的具体渊源类型）。
（二）法律领域中可能生活的基本特征可能生活概念是笔者从美国学者索尔·克里普克的可能世界理论演化而来的。作为制度性的、合理的法律论证应当具备以下四个构成要件：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则必须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
（Ⅲ）大前提错误（法律规则或不具有正当性或不具有合理性），小前提真实充分。因此帕尔默的律师争辩说，既然这份遗嘱在法律上是有效的，既然帕尔默被一份有效遗嘱指定为继承人，那么他就应当享有继承遗产的合法权利。在索尔·克里普克看来，可能世界就是‘世界可能会采取的各种方式，或是整个世界的状态或历史。6.惩罚性公正和回报性公正是创设可能生活的价值蕴含。
纵观古今法律发展史，法律无一不是为了满足主体需要而设定的，法律所保护的各种权利也无一不能必然地归属于需要，不能归属于需要的法律权利是不存在的。上述三种可能生活之所以不具有可接受性，或者由于推出判决结论的大前提不具有正当性、合理性，或者由于推出判决结论的小前提不具有真实性，或者虽然大前提具有正当性并且小前提也具有真实性，但大小前提对于推出判决结论来说却不具有充分性，或者上述三种情形兼而有之，都属于前提不具有可接受性导致结论不具有可接受性。
但对终审判决，不管当事人是否认为该司法判决具有可接受性，他只能接受，不能拒绝，这时当事人接受司法判决是他无法拒绝的法律义务。例如：给非法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犯罪分子创设一种有期徒刑或死刑的可能生活无疑是正当合理的，但无论法律规则多么正当合理，当事人（如佘祥林、聂树斌、杜培武）根本没有杀害被害人，那么，让这些当事人承担否定性可能生活（判处佘祥林十五年有期徒刑、聂树斌死刑、杜培武死缓）都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不符合因果报应和罪刑相适应的公正原则。
合理的主动接受是法律论证活动追求的理想结果，也是本文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如果以强制力为后盾迫使当事人接受履行这样的司法判决，就是不合理的被动接受。
